从全国范围看，以作为公正和服判息诉指标的上诉率为例，实施提级管辖的五年间(2008—2012年)的上诉率分别是59.20％、63.14％、70.46％、69.31％、70.06％，上诉率甚至出现不断攀升的势头。
实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目标要求，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可避免有关部门对推进宪法监督谈虎色变、望而生畏，有碍深化改革。
[48]例如，韩大元：《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35] 2018年宪法修正案的这一增写，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确定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明确党的领导之国家根本制度属性和宪法效力，有利于把党的领导更好贯彻落实到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同时，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应以维系议行关系的平衡为功能定向，围绕效率与约束的双重目标，发挥政治和法律的双重功能。习近平法治思想领航第五次修宪，指导重点领域立法，推进宪法宣传教育制度化，促进备案审查全面激活，引领人权事业大踏步前进，标志着我国宪法从理念走向现实、从制度深入实践达到一个新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贯彻法治的基本要求，又结合中国国情，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实在在地为中国自己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坚实保障。
[34] 1982年通过的宪法在序言中以叙述历史和表述主张相结合的方式确定了党的领导地位。习近平强调了宪法解释的重要性。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践（16JJD820006）的阶段性成果。
[4]根据我国《宪法》6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的实施，结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结构，可以得出结论：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释宪权主体又是合宪性判断主体，既拥有宪法赋予的抽象的宪法解释权，也拥有宪法赋予的宪法冲突的裁决权。目前，从人大预算监督权力行使实践来看，查阅十二届、十三届人大历年关于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均未进行宪法说理。在我国，这需要通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说理将宪法从僵化的文本转化为拥有内生动力的活的宪法。[8]不仅仅是备案审查工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说理实践都反映了上述谦抑立场。
不仅法律条文中有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表述的必须进行宪法说理，其他立法也应该说明与宪法的关系，从而提供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的主权者的判断。通过主动和普遍的宪法说理，积极输出对宪法的权威理解，为其他社会主体运用宪法提供概念体系、分析逻辑、论证方法。
实践中，既存在解释决定中的宪法说理，同时还存在解释决定草案说明中的宪法说理。一、宪法说理及其谦抑实践 （一）阐明宪法规范的涵义需要进行宪法说理 说理是中国哲学中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把事物中、语言中、叙事中显示的道理明说出来。对于严谨的宪法说理而言，此部分应根据科学的逻辑规则或解释方法对相关宪法条文进行阐释，应构成宪法说理的核心。[6]参见邢斌文：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浙江学刊》2019年第3期，第90页。
[30]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今还未颁布正式的关于某某宪法条文的解释，但是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实践，则既存在解释决定中的宪法说理，同时还存在解释决定草案说明中的宪法说理。其中，《消防救援衔条例》第1条规定的是根据宪法，制定本条例。凡涉及宪法有关规定如何理解、如何运用的，都必须事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各制度领域的重大变化无法简单归结为权力关系的调整或公民权利边界的变化，而是社会发展中的系统性变革，对于这种类型的制度变革，最高权力机关需要进行宪法说理。
如我国《宪法》23条修正案为《宪法》14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内容为：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既是政治机关也是法律机关，既可以作出政治判断也可以作出法律判断。
考察这九部立法的草案说明和审议意见，宪法说理上的谦抑立场较为明显。[8]改革开放40年备案审查制度的发展成就和经验，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我国改革开放40年立法成就概述》，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345页。
[14]如果抽离出特定国家的具体语境，活的宪法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可以凝结为如何有效地输出宪法内涵，从而及时规范现实生活。国家机关的权力关系发生调整时也需要进行宪法说理，例如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调整、监察委员会立法权限的赋予、检察院检察权力范围的调整、金融法院和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带来的司法管辖权的变化等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必要制定关于宪法说理的规范性文件，就宪法说理的原则、类型、程序、结构等进行规范。宪法说理可以成为阐明宪法文本涵义、为宪法条文注入社会生活事实、连结宪法文本与社会实践的桥梁。2.基本权利界限说理 从宪法关系的主体出发，可以看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它是最基本的宪法关系，是国家民主和法治发展的基石。三是，我国几个现行法律根据不同情况已经作出了征收或者征用的规定，在宪法中增加规定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有类似的规定。
1.立法草案中的宪法说理过于谨慎 2017年至2019年三年期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新制定的法律中有九部在第一条规定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内容。[48]沈春耀：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草案）》的说明——2019年9月17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9年第5号，第900页。
[53]该说理有利于反复阐明宪法在国家整体法律秩序中的地位，同时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进一步确认立法本身在法律秩序中的地位。[42]正当程序原则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法律原则。
前一种生命力是宪法文本与社会事实的良性互动，后一种生命力是宪法文本与社会主体的良性互动。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单独列出积极稳妥处理合宪性、涉宪性问题部分，区分了合宪性与合法性问题，提出了涉宪性问题这一新概念，明确提及了具体宪法条文，与前三份报告相比宪法说理比重明显加强。
[13]［美］戴维·斯特劳斯：《活的宪法》，毕洪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二权合一使全国人大常委会成为我国宪法说理的核心主体。例如，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推动了我国现行宪法的多次修改。但是不论改革内容为何，依宪改革都应该成为法治国家的基本预设。
《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关于权力行使程序的有关规定，诸如第60条、61条和64条关于选举、推迟选举、全国人大会议召集以及修改宪法的提议和通过等规定。其他两部立法和决定直接阐明了所依据的宪法修正案的内容。
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多进行宪法说理，做到语言规范、引证标准、表达准确、逻辑清晰，就能够使宪法经常活跃在政治和法律生活中，解决宪法涵义的主动阐明与规范社会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特色的、有活力的宪法实施制度。[20]田伟：宪法法院如何审理案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庭审侧记，载韩大元、莫纪宏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17·第十三卷），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
[25]梁红霞：我国法院援引宪法说理的实施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第71页。该决定颁布不久，就有学者指出这是一次宪法解释，[29]并成为宪法学界的普遍观点。
[19]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说理过程，不论是在法律制定的场合还是宪法解释的场合，都有助于为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凝聚共识提供指引。[36]张文显：论法学的范畴意识、范畴体系与基石范畴，《法学研究》1991年第3期，第5—8页。如《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阐明：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31]合宪性宣告是主权者意志的法律表达。
2.宪法解释说理 宪法解释是指宪法解释机关根据宪法的精神、原则对宪法文本的含义、界限及其相互关系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明。这是中国宪法实施中的独特内在矛盾，即宪法涵义的主动阐明与规范社会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地方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基层地方政权的任期由三年调整为五年，推动了宪法相关内容的修改。[40]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19年12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1号，第241页。
其次，报告仅对具体审查对象的合宪性问题作列举式、局部性说明，没有形成严谨的说理结构。[39]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特刊，第72页。
